生平简介 王通（584——617），字仲淹，生于隋文帝开皇年间，卒于隋炀帝大业年间。当他出生时，父亲为他算卦，得出“坤之师”，他的祖父认为这是“素王之卦”，“必能通天下之志”，因此替他取名为通。 他的姓氏可以追溯到汉朝于王莽篡汉时隐居不仕的王霸，先人中也不乏有入仕为官、通达诗书者。如做云中太守，以《春秋》、《周易》教授乡里的王殷、著《春秋义统》的王述、以文学知名的王秀、博考经籍，著《时变论》，做过太仆及国子博士的王玄则，及著《五经决录》的王焕、著《政小论》的王彦等等。其父亲王隆，居家教授，门人多达千余人，在隋文帝开皇初年担任国子博士，著有《兴衰要论》七篇。王通在兄弟辈中排行第二，长兄任芮城府君，大弟仕唐至监察御史，次弟王绩则是初唐时相当独特的诗人，而后来的“初唐四杰”之一王勃，则是王通的孙辈。 在这样的家庭中，经由耳濡目染，自然可以培养起对学问的兴趣志向，何况据说王通自幼即才智过人，在学习方面又有许多较旁人为便的优势。他曾经从东海李育学《书》，从会稽夏琠习《诗》，从族父仲华学《易》，在诸多名师的教诲下，逐渐形成较佳的学问及品格。 在仁寿三年，王通至长安见隋文帝，进奏《太平十二策》，得到文帝的看重，但因当朝公卿阻碍，其志不能推行，于是作《东征之歌》，返回故乡。 王通弃官归乡后，在家乡的白牛溪聚徒讲学，“修《诗》《书》”、“正《礼》《乐》”、“修《元经》”，远来求学受教者多达千余。门人当中，如河南董常、南阳程元、中山贾琼、河东薛收、太山姚义、太原温彦博、京兆杜淹等较为著名，至后世有以为房玄龄、魏征等也曾受教于王通，则恐不大可信。 大业十三年，王通因病去世，其门人因《易经》中坤卦的《象传》有“黄裳元吉，文在中也”一句，私谥他为“文中子”。他的著作有《礼论》二十五篇、《乐论》二十篇、《续书》一百五十篇、《续诗》三百六十篇、《元经》五十篇等，可惜至今日已经散失不传。 学术思想与后世影响 王通处在乱亡相继而又局势稍稳的时候，所关注的是儒家治世之道，也以儒家自居，以圣人之道为最可推崇向往的理想。但他对佛、老二家并不算排斥，他把老庄、释迦与孔子对举，推佛陀为圣人，论政事崇尚无为之治，从中可见他所在时代的与其自身对诸多思想的容纳程度。 在方面，王通提倡尊王贱霸、修德治民、民贵君轻，认为礼信仁义远重于孤虚诈力。有一回，楚公问他用兵方法，他回答说“行之以仁义”。 他的理想在于建设一个无为自然的社会，民众返璞归真，无争竞之心，所谓“古者圣王在上，田里相距，鸡犬相闻，人至老死不相往来，盖自足也。是以至治之世，五典潜，五礼措，五服不彰，人知饮食，不知盖藏，人知群居，不知爱敬……”这与《老子》中所言何其相似。然而与老子不同的是，王通认为要达到这种理想社会，必须经由仁义礼乐之路，因此对仁义礼乐极其强调，认为仁义是教化的根本，是的根本。 民贵君轻思想也是儒家主张，他认为大臣为了天下，可以废除昏君，举立明君。在政权方面，他承认遵华夏之道者为君，而不看重这个君王是否是异族人，如异族魏孝文帝，在他看来是真正的帝王，所谓“乱离斯瘼，吾谁与归，天地有奉，生民有庇，即吾君也。”除此之外，他更要求国君必须广征，“并天下之谋，兼天下之智”。 王通的主张在当朝未被推行，可以想见的是，传统封建社会总要提出“民”的重要，但绝不可能真正的做到所谓的“民贵君轻”。然而有学者认为，虽无具体实例，但可以推断出李唐建国以后，其中的民本思想，制度创导、任贤纳谏的风度，在若干程度上受有王通思想的影响。后人所载王通的及门中有房玄龄诸人，这固然是刻意牵攀，但王通门人中当有至公辅者，老师的思想通过参与的学生，确实可以真正影响到现实。 在修身伦理方面，王通以圣人为理想人格之极致，以君子为常人可企及之目标。他认为要成为君子，最起码的要求是能行“恕道”。据说他在日常生活中，举手投足间舒缓自然，平易近人，而对上以敬，对下以谦，自奉简朴而乐于助人，因此在乡里中能够行教化，引来许多虚心求学的门人，可见他对“君子”一词的阐释并不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。 在文学方面，王通极力反对当时的华丽轻艳、秀媚靡弱的六朝文风。他批评谢灵运、沈休文是小人，鲍照、江淹是狷者，谢庄、王融是“纤人”，徐陵、庾信是“夸人”，总之，除了文字“约以则”的顔延之、王俭等，当时有些名气的六朝文人，在他看来大多是小则丧身，大则乱国的不利人。他认为诗文在形式上应该精练畅达，典重含蓄，在内容上应该雅正，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，这一看法虽不被时人所崇，却在唐代文人那里引起了足够的重视。唐代的古文运动，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，这项运动，多以为起自陈子昂，但其渊源还可大大上推。可以说，隋朝李谔、王通对六朝文的攻击，对“文以载道”的提倡，为唐代的古文运动打下了思想觉醒的基础，在初唐四杰的作品中，已可发现其作文的观念较六朝有所改变，直至韩愈，古文运动终于如火如荼的展开。如果把这一过程中的理论提出来比较一下，就可以发现其渊源有自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