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钦(约公元前34年~公元15年),西汉经学家,字子佚,世居交州苍梧郡广信县(治所在今梧州市),汉代广信县是苍梧郡郡治所在,其境即今广西梧州市及广东封开县内故封川县地。陈钦是岭南地区最早的经学家,被清代大学问家屈大均称为“粤人文之大宗”。《左氏春秋》重要传人,一生研究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。 陈钦自幼受到良好教育,博览群书,才华出众,熟习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和《礼记》。建始年间(公元前32~前29年),陈钦到京城西安跟古文学家贾护学习《左氏春秋》。他不墨守成规,有创见而成一家,著有《陈氏春秋》,被公认为左氏的传人,当时的学术界就有“左氏远在苍梧”之说。 为古文经争取官学地位 西汉成帝刘骜时代(公元前32年左右),陈钦被交州刺史举贤良方正。到京城长安后,被任为“五经博士”,封奉德侯。后陈钦师从经学大师贾护。从此学业大进,与当时另一大学问家刘歆齐名,成为当时全国的古文经学权威。 不久,陈钦又被举荐为教育刘汉皇家子弟、族戚以及掌管祭祀宗庙礼仪的太常官员。陈钦成了西汉古文经《春秋学》和《左氏春秋》的主要经师。这下,听他讲课的就不是一般人,而是最高统治者皇上了。他教授过两位皇帝:一位是汉平帝,一人是时任大司马、后来篡汉的王莽;他还把自己所著的《陈氏春秋》(已佚)传授给王莽。 汉武帝即位后,为了适应大一统的局面和加强中央集权,实行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。儒家思想一跃成为官方意识形态,儒学也逐渐提升为官方之学,儒家的若干典籍被奉为“经”,但当时“独尊”的儒术是今文经学。 所谓“今文”,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,“古文”则是秦统一六国以前的篆书。分别用古、今文字记载的经典就称为古文经典和今文经典,从汉代始,经典研究便形成了“今文经学”和“古文经学”。由于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,汉初要“独尊儒术”时已找不到典籍。“今文经”主要凭老儒的记忆整理录出,因每个老儒的记忆有出入,解说有差异,于是出现了一经有几家说法的情况。主要有《春秋公羊传》、《春秋谷梁传》等,已被确立为官学。 古文经典在汉初是从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,得《古文尚书》及《礼记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,凡数十篇。 “今文家”和“古文家”的相互对立,是从西汉哀帝时开始的。成帝时,校书秘阁的古文经大师刘歆整理典籍时发现一部以古文篆字写的《左氏春秋》早在民间流传。《左氏春秋》简称《左传》,写于公元前四世纪。相传《左传》是作者左丘明为传述《春秋》而作,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,受到普遍的尊重和欢迎,但未被确立为正统的经典。 其实,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分歧并不仅是字体的差异,主要还在于它们对经书的解释与治学方法的不同。今文经学派认为经书就是圣人之言,微言大义,大可经世致用;而古文经学派认为解说经书就应该根据字的意思,重视语言文字之学,树立它在经学上的崇高地位。 西汉后期,今文经学在流行、兴盛过程中,愈来愈烦琐,家法章句愈演愈密,每说一字、解一经,动辙数十万言,且与天人感应、谶纬之说结合起来。当时大部分儒生都对图谶深信不疑,通经与通图谶成为“通儒”的一个重要标志。谶纬之盛,以致被视为“内学”,而《五经》反倒落至“外学”之窘境。由是今文经学流于神秘诞妄。 于是,在西汉哀帝年间,陈钦与刘歆一道提出将《左氏春秋》、《毛诗》、《逸礼》、《古文尚书》等“古文旧书”立为官学,要求朝廷设立《左传》博士,与今文经学派之间进行了一场学术大论争。理由是左丘明与孔子同道,曾亲见孔子。而被称为今文经学所立的《春秋公羊传》、《春秋谷梁传》是七十子后学,“信口说而背传记”之作,有“失圣意”。 在西汉朝廷中,不仅担任教职的太常博士都是今文家,就连那些达官显宦也都是通过学今文经而得官的,因此,陈钦、刘歆的要求引起今文经太常博士们的怨恨和激烈反对,并触犯了当时的执政大臣。双方爆发了激烈论争,时任大司空的名儒师丹,竟大怒上奏陈钦、刘歆“改乱规章,非毁先帝所立”。 汉平帝即位,受过陈钦教诲的大司马王莽操纵朝政。王莽接受了古文经学的观点,自比周公,他还支持陈钦与刘歆将古文经立官学和设博士的主张。当然,这些活动的背后,包藏着王莽为了利用古文经进行“改制”篡汉的祸心。由于在辩论中得到王莽相助,故陈钦代表的古文经学派赢得胜利。《左氏春秋》终于被列为官学,并设立博士。影响十分深远。陈钦作为古文经学的旗手而受到学术界的景仰,他所著的《陈氏春秋》(已佚)被视为古文经学的经典。 杀身之祸 陈钦由于被王莽“重用”,后半生很不好过。公元9年,王莽自立为皇帝,改国号为“新”,取代西汉刘姓皇帝统治。王莽封陈钦为“厌难将军”,以表彰他憎恶神学邪说的战斗精神。是年十二月,王莽下令改匈奴单于名为“降奴服于”,发兵30万,分十路驻屯边郡。准备大举进攻匈奴。其中,由厌难将军陈钦率领的大军驻扎云中(今内蒙古托克托)。 始建国三年(公元11年,“始建国”是王莽所建新朝的第一个年号,共5年。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3个字的年号),匈奴单于得知大军压境,立即派他的弟弟咸去朝见王莽。咸表示臣服于新,并将自己的儿子助和登留在长安做人质。王莽得意忘形,高兴地封咸为孝单于,助为顺单于。岂料,咸回去后,匈奴军队仍常常来侵扰边境,闹得边地很不安宁。始建国四年(公元12年),陈钦把这个情况如实报告王莽:“犯边者皆孝单于咸子角所为。”建议处死咸之子登。王莽得知后大怒,立即将登斩首于长安。咸继位匈奴单于后,方知儿子登已死,悲愤交加,要求将儿子的尸骨取回安葬,并发兵入侵。 王莽为了与咸和谈,讨好咸,撤回驻屯边郡大军,将陈钦免职调回长安,次年又以莫须有罪名,将陈钦等18人逮捕入狱,把杀登的责任推到陈钦身上。陈钦自知难逃一死,在长安狱中愤然说“是欲以我为说于匈奴也”,遂。 陈钦的一生有着悲剧色彩。他所创下的经学业绩,两千年来,一直受到经学史、文化史学人的追寻和探究。